2019年已經接近尾聲。如果回頭來看這一年產業較明顯的印記，“國企進場”這一關鍵詞必然入選。有人認為，國企的大舉進入改變了傳統競爭邏輯，很多“打法”現在都“玩不轉”了，也有人說，這一輪市場震動堪比2002年的水業市場化改革，必然催生產業新格局。那么，國企進場究竟改變了什么？帶來了什么？

　　在日前召開的“2019中國環境上市公司峰會”上，以“國企進場與產業新格局”為主題的高峰對話，成為當天受關注的焦點。

　　北大著名經濟學教授薛兆豐說，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比較重要的一條經驗，就是不斷地重新界定分餅的方式，從而決定了餅能做多大。環境產業顯然也是如此。近五年來，一方面響應國家號召，一方面看準環保市場，國企一直在加速進場，而以國企、央企等為代表的“大鱷”跨界者目前已經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市場力量，它們正在改變著產業的分餅規則。

　　“對于國家來講，環境產業存在一個政策選擇的問題，就是讓誰參與到這個行業中來，可以整合資源把整個環保事業做好”，大岳咨詢董事長金永祥說。

　　“國有企業確實在環境治理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近幾年，環境治理迎來集中整治期，需要有大資源配置能力包括資金調度和資源整合能力的央企、國企來承擔這樣的任務?！?瀚藍環境總裁金鐸認為，存在即是合理。

　　2015年前后，三個“十條”發布，又趕上第二輪PPP熱潮，政策刺激加上模式的配合，產業的邊界一下子被打開，生態文明建設在不斷深入，產業發展的矛盾已經逐漸轉化為快速膨脹的市場需求與當前供給側能力不匹配之間的矛盾。這一時期，大型央企、地方國資等開始密集進場，包括中國電建、葛洲壩、中國中車、中國交建、中國石化、中信等等，它們主要投身在了流域治理、區域環境治理等市場。

　　過去環境項目邊界非常清晰，市場化程度也比較高，外資、民企以及國企都是參與主體，而流域治理、區域環境治理等一批項目推出市場，這類項目對資金、資源整合要求高，但技術邊界、商業邊界等并不清晰，市場化程度也低，但又必須要做。誰來做？“僅僅依靠產業自身成長起來的市場主體目前來看是承擔不了的，大型國企成為這一類項目的主要參與者”，金永祥說。